针对第8条提出意见：本条没有像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朝鲜等国宪法那样规定限制土地所有权。

第二阶段是宪法草案的公布与全民讨论。1954宪法的全民大讨论及公布前后的宣传、学习过程中，主要强调的是宪法的阶级性和工具性，把宪法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作为完成政治任务的手段。

在这种性质的社会形态里，为何要通过并实行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呢？周恩来在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讲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是要增加社会主义成分的，这是共同纲领里规定的，但我们现在还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我们还 是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办事，只是把共同纲领里的东西吸收到宪法里面去。五四宪法自身也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例如缺少宪法监督机制，制度安排上也有不完善之出，例如未明确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系等。[31] 刘山鹰：《新民主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重估 1954 年宪法》，载《探索》2011年第6期。刘少奇认为这里的公民包括过去的所谓人民和国民在内，地主阶级分子也是公民，不过是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公民。许多应按宪法程序解决的问题，未经宪法程序，便由党内作出决定，以党的政策代替宪法规定，使宪法工具主义思想开始在党内存在和发展，宪法确定的原则遭到了破坏。

对于党要遵守宪法的要求也仅仅停留在口号式的要求层面，没有上升到依照宪法执政治理的层面，缺乏对党与宪法关系的理论论述。通过上述的选举活动，基本建立了以宪法为基础的最高权力机关体系，使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获得了宪法地位。如同有学者所说的，在个案中，试图通过补偿进行调整，但在公共产品和私人利益之间真的做出选择，或许有时是困难的。

1777年，美国佛蒙特州（Vermont）宪法最早规定：征收私人财产用于公共利益应给予补偿。但这一裁决并未得到普遍支持。至于土地市场化中的公共利益问题，这不是限制私人产权的理由，也不是私人考虑的问题，更不是私人需要承载的国家重任，而是国家及其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及其所担当的责任，即基于公共利益保留所做出的一视同仁适用于全体公民的法律制度安排（征收制度便是其中之一），从而自然消解土地市场化中的公共利益问题。[4]后来，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中明确提出：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

所谓重置成本法，是指比照重新购置或建设的被评估对象所需全部成本减去被评估对象应计损耗后的差额，以其确定被评估对象价值的一种方法。（2）对于动产而言，一般具有可替代性，在一个常态法治社会中，政府与私人之间必须遵循平等自愿、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还不至于上升到政府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必须对其私有财产征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地方政府得到土地增值收益的20% 到30%。农民也是经济人，[21]所谓宅基地交易是否增值不是他人考虑的事情，而是农民我情我愿的事情。首先，通过联邦分权或其它中央与地方分权，将公共利益交给中央和地方在各自个案中裁决。我国有必要在中央与地方适度分权，全国性立法除了对征收及其公共利益做一般性规定外，应将征收及其公共利益界定下放到各地方立法自主解决。

被征收一半土地，剩余的一半土地因其整体结构的改变可能不值5万元了，只有3万元。许多制度构建均基于人性恶的角度以私权保护为逻辑起点。要么补偿标准过高，损害纳税人公共福利和社会整体利益。一方面，公共利益界定关键在于所在区域的相对多数人决议的一种利益表达。

[8]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尤其城市化进程推进，征收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而频繁发生。同时，本文得到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计划和江苏省333工程项目资助。

但至少为笔者试图寻求征收问题的根本解决提供了思路。[24] See Richard A. Epstein,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Freedom of Contract, Garland Publishing, Inc., 2000, p297. [25]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

[31] （二）我国公共利益界定困境及其出路 从我国来看，我国《宪法》和《物权法》等也采取国际惯例，未对公共利益加以明确界定。[41]其实，这里所谓的未被补偿的征收实际上为没收的一种，这是特定历史产物，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征收，当然不属于征收补偿例外情形。假如政府征收的公权力措施导致社会利益获得远大于私人利益损失，这种措施就被认为是合法的。[30]又如美国在清理贫民窟运动（The Slum Clearance Movement）中，《联邦住房法》（后来被《住宅与社区发展法》取代）和各州立法分别对此加以规定，尤其各州立法根据各自情况界定何为破败地区（BlightedArea），如纽约州的《都市再开发法》等。但若从根本上解决征收困境，消解社会矛盾，则需从土地产权、央地分权和法制等方面着手，制度构建不能将政府担当的责任随意转嫁于私人身上，从而最终实现公共利益的民主机制裁决和征收补偿的市场价值法。[14]在日本，公用征收目的物只限于特定的不动产，不仅包括土地所有权，还包括土地上的附属物及其附属权利，如地上权、抵押权、矿业权、渔业权等。

比如在新泽西州的一个案例中，法院就判定由于功能型缺陷以及商业用地规划不合理，导致某块区域沦为破败地区需要重新开发。之所以笔者冠以正向价值限定，就在于不特定多数人利益也并非一概正义

换言之，国家对抗公民的权力不得大于公民个人在任何事务中所获收益的权利总和。通过较为完备的征收程序，实现私人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较好地体现公共利益。

但若从根本上解决征收困境，消解社会矛盾，则需从土地产权、央地分权和法制等方面着手，制度构建不能将政府担当的责任随意转嫁于私人身上，从而最终实现公共利益的民主机制裁决和征收补偿的市场价值法。（4）加强征收程序立法，尤其完善协议价购程序、听证程序、行政复议等，通过征收程序博弈、约束和矫正公共利益。

因此，遵循征收自身规律，面对我国征收中的现实问题，讨论与相互借鉴世界范围内的征收制度在所难免。[14]在日本，公用征收目的物只限于特定的不动产，不仅包括土地所有权，还包括土地上的附属物及其附属权利，如地上权、抵押权、矿业权、渔业权等。国内外学者或实务界又常将之称为公用征收或公益征收。这种补偿标准主要考虑原土地用途，并未充分考虑到土地潜在价值，也未充分考虑到以土地为生存保障的农民一旦脱离土地将面临巨大的生活和工作成本压力。

虽然这相比较单一的年产值标准而言有所进步，但依然没有充分考虑到土地价值及其增值收益，补偿费用依然偏低。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比如美国，联邦和州政府所有土地达到47%，私人所有土地占51%，印第安人保留地约占2%。这也是我国解决其他诸多问题的重要途径。

[39]同样，美国加州法院等在类似案件中也采取了同样标准。要么可能限制过度，要么可能限制不足。

同时，第44条规定：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或许有人认为，以源于西方国家的征收制度来对照中国现实国情，当然存在不协调之处，不能以此来判断中国问题。[13] See Steven Shavel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24. [14] See Paul Goldstein, Barton H. Thompson, Jr., Property Law: Ownership, Use, and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Press, 2006, p179. [15] [日]西冈、久鞆.松本、昌悦、川上宏二郎：《现代行政法概论》，康树华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页。笔者以为，这是一种误解或是价值观偏差。

其实，再细细回味一下：是否代表不特定多数人有时也是模糊不定的。但若从宪政意义上征收（the Taking）概念及其制度构建来看，则源于西方国家。

（2）对于动产而言，一般具有可替代性，在一个常态法治社会中，政府与私人之间必须遵循平等自愿、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还不至于上升到政府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必须对其私有财产征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所谓市场价值法，是指比照与被评估对象相同或相似物的市场价格确定被评估对象价值的一种方法。

笔者认为，法律不宜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公共利益直接加以定义。比如在新泽西州的一个案例中，法院就判定由于功能型缺陷以及商业用地规划不合理，导致某块区域沦为破败地区需要重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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